二十年祭：

 

第一次感受64的脉搏，是12岁时在家里“窃读”的、苏晓康的那本《河殇》，“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晃动的椅子腿，晃出了共产主义的所谓终极阶段”，“百年前被预言死亡的帝国主义，依然在百年后的今天继续繁荣昌盛”，“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决斗”……几年后，在BBC看到了王丹、柴玲和吾尔开希的专访，又过了几年，看到了那张著名的照片：学生王维林一个人，站在开向天安门的一纵队坦克前面，那时，我真的感动了……后来，在国外，看了更多当年的视频报导：赵紫阳的痛心疾首，邓小平的“铁面无私”，也有某些西方大国的“蠢蠢欲动”，谍报机关的“若隐若现”……再后来，翻阅了牛津大学出版社和三联书店的许多“敏感性”文字，大多已跳出当年的事件，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制度的改革来进行发散式评论；认识了一些对政府“不怀好意”的学人和教授，阅读了北岛的诗集，刘晓波的杂文，品味出一种“被国家开除者”，“被民族抛弃者”的悲哀……理性的分析与感性的同情互相交错前行，在这场所谓是非大义的持续抗争中，始终站在执政党一方立场的我，也感到深沉的迷失：民主，自然是天赋的权利，但为何总要以那么多年轻而鲜活的生命为代价呢？这样的民主，血赋的权利，我们还能够甘之如饴吗？（想起鲁迅的“人血馒头”，那群病态的、精神无比饥饿的国人……）

 

二十周年临近之际，又有相当多的报导和评论浮现：前日在《联合早报》，再次看到了我所喜爱的杜平先生的文字，话说人大新闻学客座教授多诺休女士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她说：大多数中国学生都知道1989年发生了什么事，但和西方人不同的是，学生们更关心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认为政府当时采取的行动是必要的。至于她在课堂上提出的民主选举课题，学生们反而告诉教授要有耐心，因为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迟早会带来政治的变革。中国不需要印度那样的民主，否则社会就会混乱，发展就会迟缓。 对于学生们的这些看法，多诺休感到很失望，并且批评说，中国大学生缺乏批判性思维，喜欢听政府的话，盲目相信国家的发展进程，“我希望他们能和美国学生一样，也有机会自由表达、投票、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新闻领域工作”。可是，“他们不知道的事情永远也不会知道”。而他们对国家的自豪感、对政府的拥护，正使他们危险地滑向民族主义。“我同情和钦佩这些真诚、聪明和善良的孩子，即使他们的国家想蒙骗他们，他们依然为自己所生长的国家感到骄傲”。

 

同样，我的想法与这些大学生还是一样的，毕竟我们接受的是同种类型的教育，于是，杜平先生在下面的评论文字更让我大觉出了一口恶气：
“多诺休教授的议论很有趣，是因为她在痛快地批评中国学生的时候，竟然忘了自己也容易被别人抓住小辫。在文中，作者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成见、看待中国的单一角度以及肤浅的结论，还有居高临下的高傲语气，不仅“非常美国”，而且更与美国政客和媒体多年来所发表的论调如出一辙。年幼的中国学生没有批判性思维，多少是可以理解的；但堂堂的教授缺乏独立观察和思考的能力，一味重复别人的论调，却是不应该的。”

 

“中国现在的大学生与二十年前很不相同。除了在性格和处事方式上有差异之外，两者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他们容易被归类为爱国的“愤青”，而不再是头脑发热、充满理想主义的学运分子。这究竟是一种积极的转变，还是多诺休教授所感慨的悲哀？ ”“二十年前的中国大学生，生于政治动乱时期，成长于西方各种学说和思潮纷至沓来的开放之初。他们的社会担当意识异常强烈，同时也因为国门初启和眼界初开之故，在言行上显得过于天真和理想化，包括急于拥抱被视为“先进的”一切外来之物。笔者当年听欧美教师授课，感觉一切都很新鲜和正确，不假思索地接受，从不怀疑，更没有所谓挑战权威的“批判性思维”。“当下大学生的成长环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和社会最平稳的时期，更是经济增长最快速的时期。他们的记忆里没有革命、斗争和动乱，思维模式里也没有传统的反叛与抗争冲动。 ……这些学生的成长过程，正好遇到国力大幅提升、民族自信心空前增强。虽然他们不可避免地也会盲目或轻信，但却不大可能像中国开放初期那样，对任何外来的东西都是集体地盲目、集体地轻信、集体地拥抱。

“在网络时代长大的新一代大学生，更不可能像多诺休教授所说的那样，如此容易地被政府或其他人所蒙骗和说服。中国传统媒体无疑还有太多有待开放的空间，但网络媒体的信息自由与言论多元化状态，应该远远超出外界的想象。人民大学的学生们对“自由女神”火炬不感兴趣，原因并非是他们听从了政府的教导，而是因为他们对美国及其外部世界增加了解之后，不再认为“自由女神”还有什么神秘的吸引力。 不可否认，中国新一代大学生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于国民教育和媒体影响，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但是，他们之所以和二十年前的大学生不同，是因为拥有属于自己这一代人的记忆。二十年前的大学生，碰上了中美关系的蜜月时代，因而对西方世界有着相当积极的看法和期待。而对当前这一代人而言，从90年代末至今发生的一些国内外重大事件，例如中美军机相撞、台海动荡与美台军售、九一一事件、伊拉克战争、Lhasa骚乱、奥运会火炬风波、四川大地震以及中美舰船对峙等等，都是塑造他们对自己国家、对外部世界看法的关键记忆。 ”

 

对于坚持民主自由的西方人，作者认为：“（他们）依然生活在二十年前的陈旧记忆中，误以为青年学生对某些现状表达不满和愤怒，就是要和政府进行对抗、乃至与之势不两立。带着这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去认识一个崭新的社会，结果必定会以沮丧和失望而归。 毫无疑问，民主与自由，依然是中国青年一代追求的理想目标。但这并非意味着西方的某个模式对他们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更不意味着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可以被任何外来模式所征服。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大学生当中，中国都不会接受西方人眼中的那个西方。 ”

 

最后的一段，让有过同样经历的我感同身受：“美国教授和中国学生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实际上就是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的缩影。这位教授遇到不大听话、不太轻信、甚至敢于据理力争的中国学生，不正是西方社会所提倡和鼓励的“批判性思维”吗？但讽刺的是，当他们自己遇到这样的学生、无法说服他们的时候，却又感到很失望、很沮丧，甚至指责他们受到中国政府的蒙蔽。原来，所谓“批判性思维”，竟然也有虚伪性和双重标准。”

 

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两个世界之间的冲突，大国与大国，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都无一例外地带着“虚伪，自私，歧视……”等人性的缺陷，即使像民主、自由与法制这种形而上的议题，也因为争辩双方具有人性的缺陷而不再显得崇高而真实，因为双方不再处于同一个平台（力量上的，也是心理上的）而使争论显得诡谲甚至可笑（比如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全副武装的军队，比如新富而急于获取国际话语权的中国和早已占据国际财富和道德制高点的美国，比如信心高涨的中国学生和依旧高高在上的西方教授……）。西方眼里，中国永远是民主发展的新丁，是个不听话的孩子；中国眼里，西方永远是鸡蛋里挑骨头的老顽固，是擅长吓唬别人但自己却没有多少实力的“纸老虎”。双方的心理落差不填平，不站在同一个交换意见、互相学习的平台上，又怎能冷静的进行严肃议题的探讨呢？更甚者，这场讨论背后还堆叠着20年的含冤和不白，20年的追捕和杀戮，20年的冷漠和噤声……一场异常沉重的讨论，造就一场沉重得无法迈出第一步的改革。

 

我们，还需要等待多少个20年呢？

为逝者叹息，为生者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