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婚或已经历爱情生活的青壮年男性群体当中毫无例外地四处弥漫着消极情绪（图16），于是国家总结了第一次大战动员的经验，采用大量富有性挑逗作用的宣传画激励士兵，比如军方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印发一种以红磨坊歌舞女郎为主体形象的征兵告示（图40）：穿贴身超短裙，戴蕾丝手套与发套，胸部半裸的金发女郎绽放着诱惑的笑容。军方在对战争前景和战士生活进行无限夸张的同时，却对后方家庭产生精神危机的可能性置若罔闻，也相对忽略了后方人员情感支持的重要性，以至于完全可能误导家庭成员怀疑伴侣在前线做出不忠行为，也使前线战士渐渐体味到被政府玩弄和欺骗的感觉，从而导致两性关系的崩溃，最终沉重削弱了同盟国一方的战斗力。1939年10月，年方23岁，身处预备役部队的居斯塔夫˙佛切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1917年第一次大战的时候，我还是个完全不谙世事的婴儿，而逃不脱命运魔咒的我竟亲眼见证了第二次大战的爆发，我还没有结婚，也没有女人喜欢我，我希望成为士兵的我能够吸引更多女孩的目光。”而当我们继续翻阅他的回忆录时，却发现残酷的事实并没有他想象当中的美好：“青年时光，本应无忧无虑，而在这儿（前线），一切都如此不同，我似乎一下老了十年……来自四面八方的兄弟们都讨论着他们的女人，而我只能和一个来自昂热的老鳏夫讨论小山鸠，因为我们拥有一个共同话题，就是打猎……妈妈在信中问我是否快乐，我却不敢告诉她这里的真实生活。”

●     返乡日的短暂甜蜜

欧洲地区的战士们绝大部分都享有军方安排的返乡假期，而在1915年一战期间，法国国会甚至破天荒地将本年度的圣诞节——12月25日，26日定为全法士兵返乡日（图27）。在家庭重聚（图25、29）的短暂时光中，他们不仅能在家人的怀抱里重温中断已久的夫妻生活，甚至还因此“制造”了许多两战时代特有的“返乡日宝宝”；对于未婚的青年男性，返乡假期为他们提供了大量在家乡结识女友的机会（图26），而假期时间之短暂竟也促成了一段段“速配”姻缘，尽管当时的战况已是一日不如一日，但大兵们的冲动和女孩们的热情仍然造就了一大批“战地新娘”（图30），在军方将订婚夫妇与已婚夫妇同等对待的法令出台后，大量有婚约在身却苦于战局紧张而无法抽身回乡举行婚礼的战士得以享有与已婚战士同样的休假时间，他们往往抓紧这一日两日的时光，先携着未婚妻去首饰店挑选象征婚姻关系的戒指（图31），随即赶往教堂举行婚礼，他们的亲友们事先就已做好准备，早早的约好了神父，备好了晚宴，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在新婚生活的第二天，新郎就必须重返前线，从此生死未卜。

（略）

●     不可告人的隐秘生活

（略）

在暂且摆脱“山顶洞人”式逃难生活的城市安宁期内，留守后方的市民或者村民们都毫无例外地贪恋起生活中的物质享受，或许是出于对战前平静生活的怀念，或许是对前后生活面貌反差之大的排斥，人们往往企图抓住任何排遣忧郁的渠道：酒精、女人、赌博等等，过上“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糜烂生活。城市里，人们比以往更肆无忌惮地追求纸醉金迷，男人们可以把偶然在街上邂逅的女伴带回家、旅店或者是暗房，“一夜情”一时间成为城中佳话（图21），女人们，尤其是欢场女子，在装饰豪华的歌舞厅、俱乐部搜寻着她们的猎物。至今仍被视为巴黎红灯区的蒙马特尔高地在大战期间便是一处著名的烟花之地（图19），每一晚均有浓妆艳抹的各国女子身着盛装，坐在大厅中等待男客光顾，通常在跳完几只舞，数杯红酒下肚之后，男人们就会直接被带到楼上富丽堂皇的卧室，而有足够能力享受这种价格不菲的整套性服务的男人，也非高级军官、逃亡贵族或外国富商莫属；而在巴黎沦陷后，德军进驻市中心，原先主要为本国嫖客服务的各色烟花女子们不得已而纷纷沦为德国士兵的玩物（图28），在维希傀儡政权的保护下，德军在卖淫场所公然使用性暴力的行为，也完全失去了控制。娼妓事业和性交易在全国泛滥，即使在最偏僻的乡下酒馆，患有严重性饥渴的平民大兵们也能拥有各色各样的艳遇。一幅名为《埃佩那小镇暗房》（图20）的画为我们描绘了一处隐秘的幽会场所：酒吧装饰平平无奇，墙上只悬挂同盟国的国旗和一张简单的招贴，男人女人百无聊赖地斜倚在吧台上，而就在台前，一名半裸上身的妓女一手搭着披军大衣男人的肩膀，一手撩起大腿上的短裙。

群众性行为的场地日渐多样，范围也不再局限在性交易的层面，男女双方的身份也是错综复杂、神秘莫测，对方如果来自乡下，则可能是投靠亲人无门而卖身的落难女子，也可能是某沦陷区高级官员的家人，如果来自敌国，既可以是军事间谍，也可以是逃亡人员，加之语言交流中疑真似幻的调情式口吻更使性行为双方的身份都混淆不清，从而加大了政府整治的难度。为防止后方日益严重的性病流行通过休假士兵的身体传染到前线军中而削减战斗力，也为打击色诱军方人员、肉体换军情等间谍罪行，政府不得不将性问题列为战时国家要务之一，除了颁布相应的社会治安条款规范卖淫活动、将性服务工作者登记造册并定期体检之外，政府开始操纵舆论向后方女性灌输家庭观念，宣扬守贞意识，表彰牺牲精神，也针对前线将士加强休假期间军事纪律，教育士兵们控制冲动、洁身自好。在一战期间的一封政府致全体国民的公开信（图22）中，我们可以读到如下字句：肩负祖国未来的战士们，请动员你们所有的力量保护自己……全力抵抗那来自街头的诱惑，它会使你们染上与战争同样危险的疾病……引诱你们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让你们毫无价值、毫无光彩地死去。

●     和平年代的续篇

战争的结束在给战胜国国民带来胜利凯旋的狂喜之时，也使战败国国民普遍感觉到一种夹杂着辛酸的深深宽慰。各地都弥漫着葬礼的哀伤和失踪的流言，画家和摄影师们四处逡巡，在刻画人们为和平的回归和未来无拘无束的情爱生活而欢呼雀跃的同时，也试图在笔下和镜头中再现阴郁的葬礼、寡妇的绝望、孤儿的凄凉和爱侣杳无音信的痛苦。被战后各大报刊争相转载的照片《勒克莱克将军进驻巴黎》（图37）向人们呈现了1944年8月25日由勒克莱克将军率领的装甲部队进入巴黎市区时人们夹道欢迎的场景；而刊登在1945年8月7日出版的美国《生活》杂志上那张感动了全世界、魅力至今不衰的《时代广场之吻》（图38）则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一位普通美国士兵在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的一刻无比激动的心情。与此相反，英国画家佛图里诺˙马塔尼亚在战后完成的成名作《他的另一只眼睛》中（图35）则选取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视角，为人们揭露了战争后遗症给战士身心和身边亲人留下的永恒创伤：双眼蒙着纱布的残疾士兵坐在床上，身边依偎着他的女人，正在为他读报。

（略）

虽然战争遗留的伤痛大多无法治愈，但百业重振依然是战后生活的大势所趋，在时尚之都巴黎，战后珠宝和服装设计师们热衷于在设计理念中选取爱国主义题材，文学创作也向人们讲述着一个个经历战后精神创痛的故事或者战时爱情的罗曼史。政府再一次下达全民动员令，鼓励家庭多生育子女以弥补战争中流失的人口，与战前动员截然不同的是，全国各地的夫妇们很快便恢复了乐观的信念，以极大的热情响应国家的号召，从而带来了史上著名的战后婴儿潮。

（略）

战争机器无所不能，它使人们走近死亡，甚至最终走向了死亡，而组成人类社会最基本架构的两性关系也不可幸免地遭到歪曲和破坏，但只要人们的生命存在一天，就无法割断人性中最原始、最本质的两性情感纽带，也正因这一纯朴的天然联系，让人们无论处于多么艰难的时局、多么痛苦的境遇，也无法放弃对激情和愉悦的渴望，通过肉体及灵魂的渠道，追求着幸福和满足，英雄、叛徒、友军、敌军、男人、女人，此时的任何身份和性别都已模糊了界线，而成为最普通也最复杂的个体，还原了爱与欲、情与仇交缠的人性本质。